晚清七十年众生相（三十）：患在肘腋
关于日本的起源，在学界有很多种说法，至今尚无定论。不过可以肯定的是，自古以来，日本就受到华夏文明的影响，与中国渊源颇深。
在汉代，史书上就有过赐封日本国王的记载。元朝时，蒙古大军两次东征日本，都因“神风”阻挡功亏一篑，所以到朱元璋建国时，因日本山海阻隔，将其列为“不征之国”之一。万历年间，明朝击破日本染指朝鲜的图谋后，日本元气大伤，自明末至晚清，整整年未敢对神州大陆有不轨企图。
不过，正是由于日本与中国之间这种一衣带水的关系，即便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日本都并非朝贡国，但考虑到地理位置接近，文化上又同宗同源，因此一直是以老大哥的心态自居。
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效法西方，国力日强，但清朝的士大夫们更多的是以长辈欣赏晚辈的眼光来看待日本，在它真正露出獠牙之前，只有李鸿章等少数几人，将日本的发展当作潜在威胁。是故甲午战争前，除了清政府对日本军事力量的低估之外，对日本扩张野心的误判，也是导致清朝一败涂地的原因之一。
我们最近经常提到的清朝外交先驱，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，在任驻英大使期间，曾与日本的驻英大使之间有过一段谈话，颇能代表甲午之前清政府相当一部分士大夫对中日两国关系的看法。
曾纪泽对日本大使说：
“欧罗巴洲（注：Europe，即欧洲）诸国幅员皆不甚广，所以能强盛者，同志一心，以御外侮，得古人合纵之意。中华与日本，皆在亚洲，辅车依倚，唇齿毗连。中华之富庶，日本之自强，皆欧洲之所敬畏也。是宜官民辑睦，沆瀣一气，中华财产足以沾润于东邻，日本兵力足以屏蔽于东海，邦交既固，外患可泯，盖不独通商之利而已。”
史料上的记载很少，只有短短三段话，曾纪泽向日本大使表达了三个意思：
第一，欧洲之强，在于合作而非对抗。
第二，日本与中国同属东亚，一富一强，有合作的基础。
第三，中日应效法欧洲，取长补短，内乱可弥，外患可消。
在后来曾纪泽写的《中国先睡后醒论》中，他还说道，“亚洲诸国有同患之情，不应嫉心相视，自宜协心同力”，再次强调了中日之间合作的重要性。
曾纪泽此议，是基于儒家传统学说，君子和而不同的理念提出的。若中日真能据此达成合作，自然会成为东方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
然而，日本之明治维新，走的是全盘西化的道路，力求将华夏文明的影响全部抛弃，就连中医行医，都成了违法行为。日本将自己打造成了一个“香蕉帝国主义（黄皮白心）”，施行的是西方的制度，学习的是西方的文化，虽然地理上离中国更近，但国民心态上俨然自视为西方人，因此对与中国合作的建议，就不那么感冒了。
此外，曾纪泽对西方诸国，也有一个严重的误判。他以为欧洲近代之崛起，是因为“同志一心，以御外侮”。殊不知恰恰相反，近代之欧洲，竞争远远大于合作。下面张之洞说的这段话，才真正道出了西方近代发展迅速的真正原因：
“欧洲小国林立，如群虎相伺，各思吞噬，非均势于敌，不能自存，故教养富强之政，步天测地、格物利民之技能，日出新法，互相仿效，争胜争长。”
曾纪泽游历西方，见诸国法度严谨，技术进步，自思其为进步之国家，未尝看到帝国主义以扩张掠夺为核心的本质，是以向日本提出合作的建议，热脸贴了冷屁股。几十年后的甲午战争，更是狠狠打了幻想能与日本合作的士大夫们狠狠一巴掌。
不过，曾纪泽的观点虽然在当年行不通，但也不能说它一无是处。曾纪泽的建议，与如今世界上的区域合作组织，颇有类似之处。只是当时受时代所限，未能被大众所接受。
如今，世界经历了数次战争的洗礼，帝国主义已经自掘坟墓，湮没于历史之中。显然，合作与发展，才是未来时代的主题。与此同时，我虽不犯人，但和平需要保卫，我们仍应常怀惕励之心，牢记历史的教训，未雨绸缪，防患于未然，才是国家长治久安之道。
